沟通增进人权发展

郑直

第四届北京人权论坛于9月21日至22日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港澳台地区的近百名人权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本届论坛下设“价值观与人权”“文化传统与人权”“人类尊严与人权”三个分议题。

中外人权观念的共识，正在沟通对话中逐渐扩大；国内人权事业的发展，也相应不断增进。近年来，我国不断落实“以人为本”，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类共同的人权理想和诉求，更以实际行动推进人权保障的阳光照进社会运行每一个角落。

共识不等于亦步亦趋。各国人权发展的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即便在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权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再多一条“中国道路”又何妨？各条路径之间不断比较、竞争、借鉴，是殊途同归抑或各有洞天，历史将给出客观评判。

关键是要持续不断地沟通，并在沟通中达成相互理解、尊重和支持。比如，以西方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鲜有忍饥受冻、亡国灭种的威胁，就很难理解主权、生存权、发展权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同的文明之间，数千年文化、宗教传统各异，在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某些具体路径选择时，自然也会存在分歧。

此时，面对价值观和人权观的多元化，最应当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和态度，而应高扬协商理性的大旗，力推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协商机制，拓展人权保障广阔空间。

需牢记，对话总比对抗好。不尊重文化多样性、过度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往往就隐藏在居高临下的人权指责背后，成为历史上对抗和冲突的肇始，反过来阻碍了人权事业的发展。

进入全球化势不可当的新时代，人权领域应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而非相互攻讦甚至别有用心的角斗场。与其互相指责，不如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比如针对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如何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如何促进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等领域，加强合作调研、经验交流，相互学习借鉴。

保持人权交流沟通的同时，可以进一步下移重点，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面向社会基层、面向具体问题、面向百姓生活。如果人权和公民权利不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不与他们关心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不从基层组织入手，就没有社会基础和生命力。这样做，或许还将深化各方的人权共识，共同增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诚信背后的文化缺失

范玉刚

近来，一些领域和部门的诚信及操守受到质疑。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社会诚信面临危机的热议。联想到近期食品业发生的“地沟油”等恶性事件，这些不仅关乎商业信誉，同样关乎社会诚信。

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质疑远超出某些事件本身，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能在制度透明、规则明晰的环境里轻松而正常地生活。如果在最具有公信力和公众期待的领域，人们都可能失去信任，如何还能让公众对社会生活未来有信心？

社会诚信面临危机，“伤”的是社会的正常秩序，“伤”的是每一位公民自身的权益。社会诚信危机会扰乱正当的社会价值，造成社会普遍的冷漠。诚信体系的建构和维护关乎社会秩序，更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一些地方，社会诚信危机效应的放大，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扭曲的折射，是社会缺乏对应当的价值的自觉和弘扬，更是缺乏对至善的祈向。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风尚和诚信意识本应日益增强，决不能落到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他者之地步，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普遍焦虑、恐惧的事，这是应当引起各界关注和警惕的。

当前，应对社会面临诚信危机，如何重拾信心、重树诚信形象至关重要。

首先，“先立乎其大者”在于针对社会症结培育有诚信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土壤，进行社会契约的制度性建设。文化诚信意识重在自觉，文化是制度之母、体制之根、民族之魂。文化价值立，则秩序井然。有了对文化价值的祈向，人就有了精气神，社会就有了进步的巨大动力。固然诚信危机的克服重在制度建设，但更根本的是文化意识的培育和价值的引导。

其次，加强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进一步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政府机构要力戒一个腔调不着边际的“整改”，官腔官调，哪见真诚？不透明怎么取信于民？企业和单位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要明确和担当社会责任。只有制度的完善与诚信意识的匹配，才能使诚信见诸实践和日常生活的细节，而不至于使诚信陷入被践踏的境地。

文化意识缺失，制度就难以建立，即使建立也难以执行。制度不是万能的，无法救赎失信的人心。直面危机，救赎人心和社会责任心至关重要。没有文化意识支撑的社会契约就是一具毫无血肉的骨骼，它怎么会有生命力？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没有契约和不相信契约的社会。

新学年缘何“热点”多

周大平

新学年伊始，引发争议的教育热点接踵而至。稍加梳理不难发现，一些热点不过是在同样的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已。

9月9日，湖南邵阳9名学生在一起沉船事故中遇难，再次引起舆论对农村孩子上学安全的关注。记得去年12月湖南衡南14名学生在搭乘一辆“夺命校车”上学途中丧生，舆论就呼吁解决农村校车问题，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彻查，可是迄今，还有多少黑校车在乡间公路上运送孩子？一些地方撤点并校之后，不少学生上学太远，当地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他们的交通问题，将致使类似的事故反复发生。人们还要等多长时间，才能看到建起农村学生的安全校车工程？

9月14日，“苹果体验中心”进驻北大图书馆即将开业，可以视为此前两家咖啡馆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学楼内开张的延续。其实，在更早出现的清华真维斯楼冠名事件后，就有评论认为，问题不在大学教学楼能否冠企业名，而在于大学作出冠名的决策过程。国外知名大学的冠名无不经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在公开的讨论、听证中，为实现校方和企业利益的平衡，冠名的时限、冠名得来的财与物如何使用等均有涉及。国内大学则多是在师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拍板，结果必然导致沸沸扬扬的质疑。

9月15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关于做好2011年秋季开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工作的通知》，全部是对既往规定的重申。只是因为开学前夕，有的地方关停了打工子弟学校，导致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无着，于是发此通知。然而像这样有规定不执行，下发通知重申规定也不执行的事却不见问责。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关键是对不落实相关规定的地方政府部门追究责任。就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在一些地方传出没有妥善解决在读学生的就学去向，就匆忙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消息时，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应依法介入调查，督促地方政府以“流入地为主，公办校为主”原则，妥善解决这些学生的城市求学，地方政府在关停行动中如有失职将受到严肃问责。可是，在问责机制缺失的背景下，不断“重申”的通知，只能消解法律法规的作用，使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承受损失。

今年暑期，上海纪实频道曾播出的六集专题片《教育能改变吗》，聚焦近几年的教育热点话题，深度剖析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并尝试寻求解决办法。新学年出现的上述总在同样的问题上被公众质疑的教育热点表明，教育要收获进步性的改变，还须下决心破除传统的管理思维和种种既得利益的纠缠。

美联储“扭转操作”用心

华秀萍

美联储于9月21日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实行“扭转操作”。计划在2012年6月底之前购买4000亿美元6年至30年期的公债，并卖出相同数量的3年和以下年期的公债。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区间不变。

“扭转操作”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之一。它并没有向市场输入额外资金，仅仅是卖短债、买长债，在公开市场上改变短期和长期国债的相对供给，在维持短期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压低长期利率，从而达到“扭转”收益率曲线的效果。这一操作目的是为了压低市场利率，比如银行贷款或者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等，从而刺激消费者与公司去借钱。

这次美联储没有选择直接降低利率，却选择“扭转操作”。在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整体就业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非住宅建筑投资仍然很弱，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等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挽救美国实体与虚拟经济，美联储先后实施两次量化宽松措施，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并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一方面引起国际上诸多不满甚至抗议；另一方面，也使美国自身承受高通胀压力：前一段时间，美国核心通胀率已达2%，到了管理目标的上限。此外，美国还深受债务危机困扰，如果实行第三次量化宽松（QE3），将再次增加美国国债规模，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内外的压力与阻碍，导致QE3很难出台。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出台“扭转操作”，一方面，可避免增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减缓通胀与债务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可通过长期利率的降低，帮助贷款持有者，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者，从而“适度”支撑房地产市场以及刺激国内消费。

愿望是美好的，但效果如何却有待观察。尽管“扭转操作”已被市场广泛预期，但真正出台后，仍有不少专家质疑其有效性。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维持在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消费者明显不为所动，贷款需求并未增加。通过“扭转操作”未必能够改善这种状况。就历史经验看，1961年的肯尼迪政府采取该政策，仅仅降低了长期利率0.1～0.2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也有批评指出，美联储也有可能在长期国债上遭遇损失，因为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极有可能超过长期国债利率。

可以预期，一旦“扭转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美联储或可采用其他操作工具，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但QE3是否出台，仍然要看通胀压力与债务危机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