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不怕慢就怕站”

袁新文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孤军深入，必须有相应配套措施做支撑，必须与全面综合改革相协调

2012年岁末，“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揭开面纱。由于设限多、门槛高、难度大，再加上有些社会高度关注的内容缺失，各种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北京、上海、广州“分步实施、逐步解决”的思路和举措充分表明，异地高考改革的大门已然开启，高考户籍制度不再是难以融化的“坚冰”。

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不仅是百姓的多年夙愿，更是衡量教育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因此，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异地高考改革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但是，异地高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教育改革，它涉及就业、住房、社保、公共服务、人口管理等方方面面。因此，作为一种高度敏感的综合改革，作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异地高考既要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迫切诉求，又必须充分考量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与现实可能。

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已达2000多万，随迁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口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到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预计从68万跃升至84万，而且之后几年还将持续增长。上海、广东等地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此，不少人忧虑，如果现阶段大面积放开异地高考，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会涌入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管理“压力山大”的问题将不可避免。

异地高考之所以难以推进，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结。不论教育资源的蛋糕怎样切分，异地高考改革必然会触及人口流入地居民的现实利益。越是在“北上广”这样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越是需要统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原则下，使异地高考改革尽可能赢得更多人的理解、认同与支持。

受制于各种现实羁绊，异地高考不可能“孤军深入”，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做支撑，必须与教育综合改革相协调。比如，在未来的招生考试改革中，加大自主招生力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打破只以分数论英雄的桎梏；探索部分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实行社会化考试；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与这些改革协同推进，异地高考才不至陷入单兵突进的泥沼。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

李泓冰

“默许”与“放手”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识的淡薄

提起豫东黄河故道的兰考，国人往往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县委书记。而今，兰考却和另一个名字难解难分——袁厉害。

兰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夺走了袁厉害收养的7个孤残孩子的生命，举国为之心痛。媒体在对这桩惨剧寻根究底：袁厉害25年收养超过100个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惨剧发生，是慈善之痛还是政府之失？其实，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复杂。收养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规定，甚至当地的领导干部都坦承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考仍然出事了，责任人或许不仅仅是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妇女。

请允许我们遥想一下，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袁厉害以“爱心妈妈”驰名久矣，收养行为持续25年，尽管收养条件极差，却连当地110碰到弃婴都往她这里送。因此，当地主要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禄”碰到“袁厉害”的几率，是很高的。

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领全县抗击自然灾害，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过节，他专往贫困户家里钻，他对一位病卧在床的老大爷说，“我是你的儿子”；有人要装修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面貌还没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他还说：“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100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兰考已经表示，要在全县进行拉网式排查，要建好社会福利中心，要规范民间收养。凋零的生命之花无法再次开放，但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告慰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黄河故道上前辈楷模的英灵。

住房公积金当姓“公”

徐立凡

只有秉承“济贫不济富”的宗旨，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才能真正姓“公”，而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有人刚过100元，有人超过1万元。同在山西，不同的单位公积金缴存差距竟达141倍。记者日前调查结果，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异，既可能是因为初次分配不够合理，也可能是由于二次分配的运作失衡。（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7日13版）

表面看，收入差距导致缴存额差异。我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差距是15倍。差距尽管已惊人，但仍不足以造成公积金缴存较大鸿沟。

公积金缴存出现较大差距，税收政策和公积金管理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公积金缴存免征个人所得税，一些单位将其视为避税渠道，以此降低人力成本。而有条件的单位，还将公积金缴存当作员工福利发放渠道。由于对公积金缴存比例突破规定的上限缺乏具体罚则，地方公积金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难有动力对超出上限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住房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济贫不济富”，即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然而实际运行体现出的却是不公平：收入较低的群体因公积金缴存过低买不起房，只能成为公积金的储蓄户，既面临存款负利率而导致的资金缩水风险，又由于限制过多无法自由支配；收入高的群体未必会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而是将公积金当作避税工具使用。这实际上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缺陷，需要尽快弥补。其一，应将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篮子当中，坚持“提低、扩中、限高”也应成为公积金改革的主要思路。其二，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收益率。其三，应该对公积金存款利率实施灵活政策，让公积金存款收益达到最大化。其四，扩大公积金应用范围，方便提取公积金。这既可以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需要公积金贷款的群体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保障。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于公积金使用已有多方探索，降低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门槛、提高使用率成为改革方向。实际上，这种改革与楼市调控的根本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值得肯定。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只有秉承公平正义的宗旨，积极推进改革，住房公积金的弊端才有望革除，才能真正配得上“公”字，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