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伏天”再问劳动保护

7月14日是入伏的第一天。与往年不同，由于中伏结束于立秋之前，今年的中伏增加了十天。也就是说，30天的三伏天变成了40天的“四伏天”。事实上刚进7月，中央气象台便连续多天发布高温预警。

盛夏的热度炙烤着每一个露天劳动者。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大规模的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年中已至，全国计划开建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也面临“中考”……这背后透着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露天劳动者在高温下开工的滴滴汗水。

高温劳动保护，不是媒体聚焦的新鲜词了。2006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一些劳动者在高温下作业中暑死亡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高温保护立法至今显得严重滞后。

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已“暂行”51年。《劳动法》对高温劳动保护的规定比较模糊，操作性也不强。2007年7月，卫生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规范高温津贴、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等。此后几年，高温劳动保护一直以多部门每年联合下发通知的形式延续着。

近日，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再次下发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温度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应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然而，“通知”毕竟不是法规法律。在我国用工方式多样化的情况下，带着红头的一纸“通知”在基层一线的执行力度有多强？覆盖面有多宽呢？现实中，高温补贴发放情况，防暑降温设施和用品的提供、发放情况如何？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在高温露天作业时的劳动保护状况，与正式职工一样吗？缺乏相应问责处罚机制的“文件”，在具体执行中怎样才能不打折扣？

四年前的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别批示要求做好防暑立法工作。国务院法制办随后会同全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安监总局等部门召开研讨会，对国家出台统一的高温劳动保护法规的可行性进行讨论。但内部人士表示，高温劳动保护立法涉及到工伤保险、劳动安全、医疗卫生、气象预报等诸多环节，“实际操作难度系数很大”。

然而，再大的难度系数、再难的部际协调，在“以人为本”核心理念面前，是难题吗？但愿不要每年盛夏都老话重提，期待高温露天劳动者早日享有完善的依法保护。

拖延公开 “三公”当问责

国务院三令五申，98个中央部门应于6月底前公布“三公”经费情况。但半个月时间过去，翘首以盼者看到的却是一出肥皂剧。

剧情之一，拖拖拉拉。截至目前，仅有十余部门公开“三公”经费，90%的部门尚未公开；剧情之二，遮遮掩掩。目前已交出的“三公”答卷中，粗枝大叶有之，语焉不详有之，含糊其辞有之，很难让公众判断这些消费是否合规合理。大致公认为合格的只有审计署账单和财政部账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合格答卷只有两张。

“三公”经费一直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软肋”之一。但现在这种做派，失望的是公众，受损的是政府公信力。某些部门对“三公”经费公开的一拖再拖，不能仅仅谴责了事。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和公开的标准，同时以问责机制强力推进。

其一，什么应当公开，制定明确的标准。我们虽然暂时还不可能做到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那样细化到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使用和维修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其对所有公务车使用统一标识牌照的做法，却完全可以借鉴；其二，依法办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的罚则：“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既已有法可依，则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观望拖延者应当认清的一点是，不管以何种理由如何阻碍，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已是大势所趋。

国际机制中的中国面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掌门人拉加德刚上任就开始对自己的工作班底进行调整，这其中包括提名现任总裁特别顾问、来自中国的朱民为IMF副总裁人选。如果此项提名获得通过，朱民将成为IMF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出任副总裁的中国人。

朱民获得提名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一方面，朱民本人“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拉加德语），个人条件很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龙头之一，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在IMF的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第三位，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副总裁是合理的。

近年来，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张张中国人的面孔。即将“高升”的朱民、前些年入主世卫的陈冯富珍、任职世行的林毅夫、进入联合国的沙祖康、被任命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的何昌垂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稳步上升。六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高，尤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完成了一系列“华丽转身”，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各国实力博弈的产物，正是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夯实才能保证中国人的面孔出现在国际舞台。

二是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本上是游离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之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机制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由相视和相遇转变为相交和相容，中国也越来越看重国际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多的中国职员服务于国际机制并且进入这些机制的高层表明，中国将继续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参与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构建。

不过，国际职员的光环虽然很荣耀，但是饭碗也不好端。这些职员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祖国和就任的国际机制之间的关系，否则受气是难免的。最重要的是，这些职员还必须按照“老板”或者“董事会”的意志来行事。而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最后决定权，还依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者西方国家手里。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机制中仅仅是第一步，团结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改变国际机制的不合理部分，谋求更大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