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2006年7月25日报道：目前，北京盗销买赃自行车数据库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市民初次购买黑自行车，将被“批评教育”；二次购买，将被视为收赃，视情况处以警告、拘留或劳教等治安处罚；如大量收购，警方将依据“收赃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购买黑自行车有违社会规则，间接“帮助”了销赃，因此，北京警方要求市民不要购买黑自行车，否则将接受治安处罚乃至刑事责任追究，它维护了法律的第一层正义——违法现象要受惩处。但是，黑车市场的形成究竟是先有消费需求，才导致了黑自行车的泛滥，还是因为自行车被偷盗过多，市民无奈之下只能去黑车市场寻求某种补偿?恐怕是后者因素居多。许多市民都有同样的经历：一辆自行车不翼而飞，自己跑到派出所报案，可值班人员要么以案值太小不予立案，要么立案之后便杳无音信。因此，如果自行车被盗了，很多人只能自认倒霉，再掏钱买辆新的。
可见在自行车被盗事件上，市民急需的法律保护已经丧失，他们既无力日夜守候自家自行车不被贼惦记，也无法指望警方迅速破案还以公道。当自行车被盗事件接连发生时，市民因此蒙受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此时他面临着两难抉择：继续花钱购买新自行车，难免不再次被盗；为了减少损失，惟一的途径就是去黑车市场选择一辆便宜点儿的车。
在整个黑车链条中，民众其实是最可怜和无助的一群，他们是自行车被偷窃的受害者，又是黑自行车的终端购买者，相当于为获得起码的代步工具进行了双重购买。可最后，他们又成了法律打击黑自行车的最大埋单者。在此过程中，法律呈现出奇特的监管状态：当民众丢失自行车，需要得到法律支援的时候，法律是失语的；当民众转而以购买黑自行车来自救时，法律戴着铁面无私的面具出现了，高举正义不可侵犯的令牌出手了。
北京警方应当将有限的执法资源集中运用于打击那些自行车偷窃者，遏止自行车屡偷屡卖的现象，而不是将矛头对准最容易被查处的买车市民。当然，打击前者需要耗时耗力，惩罚后者倒容易立竿见影。
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要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在形式正义与内容正义之间寻求平衡，而是因为司法要严格遵守一套力求公正和公开的程序才能给人定罪。法律不必偏袒弱者，但也不能出于执法成本较低的考虑，成为专门针对弱者的严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