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争议的玄机

尚前名

日前，外商在华投资环境问题再成热点。一方面，所有的在华外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抱怨“外资企业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不公平待遇”的声音又时常出现；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其来源却又大体相同——外资企业或其利益的代表。

对于前一种观点，无需多言，因为几乎已是世人皆知的常识；那后一种观点又缘何出现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中国投资环境争议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对外资有所限制，而在于限制的多少。在任何国家，外国投资的进入和发展都要符合一定条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价中国对外资的限制程度。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限制绝不是世界上最多的，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一点。

换句话说，比中国限制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大有人在。那为何一些人盯着中国不放，并抛出“中国限制最多”的言论呢？而且，明明是投资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善，却为何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出“受到越来越多不公正待遇”的抱怨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市场是企业的生命源泉，市场越大，企业的发展就会越好。尤其是在危机背景下，当全球市场萎靡之时，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决定着不少外资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加重要的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对这些企业而言，必须想方设法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希望中国减少对外资的“限制”，以利于其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不少外资企业并没有做好迎接国内企业挑战的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管理能力，国内企业都望尘莫及。因此，在内外资企业同场竞技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胜利者往往都是外资企业。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二者的差距迅速缩小，部分领域甚至平起平坐。

不难想象，今天的内外资企业同场竞技，鹿死谁手很难说。因此，与其说是外资企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倒不如说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已不再明显。这也告诫外资企业，要想在今天的中国谋求更大发展，必须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投资来。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心理因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资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内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从制度上保证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原本享受的优惠少了或没了，自然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助学须“金”亦须“禁”

张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1年-2020年)》公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义务教育的热议，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奖助学制度却鲜有言及。

据权威统计，近年来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投入的金额为20.5亿元，今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60亿元。

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未来，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教育公平的规则制定者和责任承担者，加大奖助学金投入，是政府责任归位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财力大幅提高，国家办教育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加大奖助学金投入，是中国教育界的福音，有助于教育公平的阳光普照。回头看，我们在这方面走过弯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财政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经费过少，助学金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些考上院校的贫困家庭孩子因此不能完成学业。

这不是秋后算账。只是，如何让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应是有关部门深思的一个问题。毕竟，民族的前途系于教育，教育公平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国运不昌时如此，国家富强时更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欺上瞒下的行为，成为教育公平的绊脚石。比如，个别学校违反有关规定，以现金或实物等方式，抵扣助学金。此类行为的操作方法，大多是将助学金的一部分截留，每月在学生饭卡里打入定量金额，学生凭其可到学校食堂等地方消费。然而，学校打入饭卡里的金额往往超过学生真实所需。这种方式把助学金和学校食堂的生意捆绑起来，难以充分发挥助学金的功能。

还有一些学校存在将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的现象。在这些学校，学生能否获得助学金，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辅导员的“关系”。为了能得到这笔犹如“天上掉馅饼”的钱，个别学生挖空心思，或拍马溜须，或送礼孝敬，辅导员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助学金当成人情“反哺”出去。

教育公平涉及所有人，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在政府扩大助学金规模和覆盖面时，如果连助学金的发放都不能做到公平，如何奢谈构建社会公平？从奖助学制度的完善到经费保障，再到经费的发放使用，整个流程都宜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为确保困难学生能够得到应有的扶助，有关部门一定要从严甄别，阳光操作，严禁将奖助学金私相授受。

记者从业风险增大 应该立法保护记者

林蔚

三年前，笔者曾就著名假新闻“纸包子”撰文提出：“该怎样管住记者”。而今天，面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揭露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时，笔者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在公权力不时被一些地方肆意滥用而成为某地或某利益集团“打手”的严峻现实面前，如何保护记者才是更紧迫的命题。

被执法机关“追捕”的记者，仇子明不是第一个，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仇对凯恩公司的“揭黑”是否完全客观、真实，应由权威部门裁定。仇所报道的是一起很复杂的经济案件，遂昌警方在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显然不可能做完调查取证，却认定记者涉嫌“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给他人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害商业信誉罪”，定罪和通缉如此神速，这是在依法办案、依程序办案吗？

退一万步说，即便仇的报道有失实、偏颇之处，只要不是主观故意，那也不过是工作失误，将其上纲上线到违法犯罪至少不公平。而有的警察执法犯法——比如在湖北省委门口打“大领导夫人”的那几个，也只是被行政或纪律处分一下。此次遂昌警方通缉记者的做法，如果最终证明是错的，他们能否给自己定性为违法犯罪？为什么记者有失误就要被通缉？

以良善之心揣度之，遂昌警方对仇的通缉不过是尽职尽责，不过是“有警必出”。可是，“凯恩”对记者的报案是“警情”，媒体公开披露的关于“凯恩”所涉的重大经济犯罪事实，怎么就不被遂昌警方视为“警情”而对涉嫌犯罪者采取措施？

笔者对遂昌警方与“凯恩”是否有什么“默契”并无猜测的兴趣。上述诘问，完全源于对媒体和记者生存状况和执业环境的深切忧虑。在阻止权力与金钱可能合谋作恶方面，社会多么需要媒体那双盯死“黑暗”的眼睛，多么需要一群嫉恶如仇的媒体人。可是，他们之中有的人却正在受到追捕。想要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拿什么保护自己？

这是媒体和记者们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刚才，已有消息说在遂昌公安局的上级丽江市公安局的责令下，仇的通缉令已被撤销。可是，下一个仇子明会是谁？他也会这样幸运吗？下回“上级”如果不出手相援又怎么办？

多年来，媒体及社会各界不断为新闻立法呼吁。大家都理解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现在，记者从业风险越来越大，相关的立法是不是可以抓紧动作？若能如此，那将不仅是我国法律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全国媒体记者们最大的福音。

南海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应警惕问题国际化

凌一寒

随着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策略的调整，南海地区形势变得日益紧张和复杂。在某些外部势力看来，南海大有成为“亚洲巴尔干”之势。

首先，美国调整全球称霸战略是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复杂化的根本动因。随着北约在欧洲地区扩张接近尾声，美国对中东与中亚地区控制局面的基本形成，美国开始将其战略重心逐渐东移，以控制中国不致发展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对手。

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采取何种策略使中国不发展成为美国称霸的威胁，这是美国政客们长期以来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复杂化就成为美国控制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美国希望通过这种“两化”，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解决南海问题上来。这是美国“引导”中国战略资源分配的一着棋。

其次，有关国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以期在南海问题上得到好处是主要原因。与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国家，想在南海问题上捞到好处，一是试图大力推动将南海问题“升格”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来解决。

二是拽南海地区之外的大国成为南海问题的一个“相关者”。比如有关国家与美国公司在南海共同进行石油开采就是一个典型的手法。

三是暗中鼓动与支持某些海盗团伙在南海地区作案，威胁南海地区国际航线，以使更多的南海地区之外的国家参与到南海问题中来。近年来，南海地区因海盗引起安全形势恶化，与这种暗中支持与怂恿不无关系。

再有，某些外部势力认为，中国现在对南海的影响与控制“有机可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南海的行政力不能强有力地实施。随着南海资源被盗用的形势日益恶化，中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遏制与消除。二是，南海地区某些国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使其在南海某些区域的军事存在胜于中国。

当前，在南海问题上，既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也要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坚持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主张，即根据国际法，通过当事国间的双边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有关争议。这应视为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需要我们更高的智慧。

外来势力只会使南海问题复杂化。亚洲国家应该显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协办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而不能让南海变成某些外来势力谋略的“水上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