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的反映。安全感的形成，是民众对社会治安的感性认识、对自身安全风险的自我评估及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复杂过程。因此，安全感不仅是衡量社会治安状况的“晴雨表”，而且是体现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一个地方的人居环境、投资环境乃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

　　与流行的GDP、物价指数等“理性”的经济指标有所不同的是，安全感更加注重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需求，蕴涵着“人本主义”的执政理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较高的簧全感，民众的幸福感是要大打折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关键就是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防控体系健全、民众具有安全感，从而为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提供坚实的保障。因此，这次调查所显示的民众安全感上升的数据，买际上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正在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犯罪的高发态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尽管民众的安全感在逐年上升，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众安全感仍然还存在上升的空间：一是如何将“基本安全”提升为“安全”，提高民众安全感的合金量和满意度；二是如何扩展安全感的内涵，将安全感的评测范围从社会治安领域拓展到行政政策、自然灾害、食品安全、信用经济、疾病预防等领域，最终将广义的民众安全感作为准确反映民众心理状态、合理评价政府行政效能、有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标”。而要想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安全感，主要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需要进一步推动立法民主、执法透明、司法公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老百姓最渴望的“定心丸”。怀疑、揣测、谣传、恐慌，往往源于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相反，立法、执法、司法与民意实现互动，不仅可以有效地消弥社会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消除各种隔阂，而且还可以切实增强公众的安全感。2005年，最高立法机关向全社会公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民意前所未有的在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哈尔滨水危机的顺利解决、湘江镉污染的及时治理，信息公开和民众参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5年民众安全感的上升，无疑与这些点滴的进步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民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信息公开成为发展的趋势。

　　其次，需要进一步理顺利益分配关系。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因而对于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尤为关键。城乡能否尽快结束二元化的割裂状态，贫富差距会不会得到有效控制，东中西部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最终将决定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定位。归根到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利益分配理顺了，社会保障完善了，个人才能才有进一步施展的空间，积极性才会充分调动起来，民众的安全感才会有质的上升。

　　再次，需要进一步鼓励民众在法律框架内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提升民众的安全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但民众的积极参与同样不可或缺。对于诸多影响安全度的问题，民众往往是最先的发现者和体验者；面对这些问题，民众不应是被动的“权力客体”，而应当是主动的“权利主体”，通过正当的程序和合法的途径，在法律框架内捍卫自己的权益，维护公共的利益。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官煤勾结”的举报、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这些公共事件的背后，都闪耀着公民理性的光芒。而实际上，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普遍生长与觉醒，自治能力、参与能力、合作能力、对话能力的普遍养成和提升，不仅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国家真正走向文明、强盛的重要前提。这种主人翁的参与精神和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的理性，必然更有助于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稳定和和谐，更有利于切实提高民众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