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1日上午，在北京西站城管队的停车场内，85辆“黑摩的”和“黑三轮车”被当场销毁，执法者将6名“黑摩的”司机“请”到现场，实地观看了销毁过程。当天的《法制晚报》以图片的方式刊登了这则消息。可以想象，有关方面的初衷应当是为了震慑不法运营者，然而，这种“现场刺激、以儆效尤”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带有浓厚的“整人”色彩。
　　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长河中，法律曾经一度扮演了报复工具、教育蓝本、行为规范等基本功能。时至现代，强制执法的维度已经转向违法行为矫治，法律的国家报复主义功能已经不再为人们所推崇。也正因为此，曾经盛行于严打期间的“公捕公判大会”受到各方的广泛指责而逐渐销声匿迹，国家法律也明文禁止公示死刑的执行过程。然而，让不法运营者目睹“黑摩的”的销毁现场，通过对其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强大的观感刺激以“杀鸡骇猴”，这种执法思路与“公捕公判”何其相似，理应同样受到法治文明的批评与制止。
　　法治国家公认，行政执法应当遵从五大基本原则：合法性、合理性、透明度、负责任、可预测性。从根本上说，合理性就是一个执法适度的问题。在处理违法行为时，必要时可没收而非一定要销毁违法工具，除非违法工具是毒品或者新犯罪工具的“生产车床”。而“黑摩的”司机的违法之处是其非法运营行为，运营车辆如果安全性能达标，则不一定非得销毁才“方解心头之恨”。
　　如果按照有关方面的思路，打击违法行为就要销毁违法工具，那么所有行凶者用过的刀具就一定要回炉熔化才行，这不免使人想起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批评过有些人要“扒掉沙皇修建的铁路”的极端做法。
　　贫困和冲突乃和谐生活的两大天敌。在确认“黑摩的”运营的非法性质的同时，也应当承认这些运输车辆乃是弱势成员的安身立命之本，其生存状态确有值得体恤之处。在贫困的境地下，再销毁他们仅有的一点谋生工具，客观上无异于雪上加霜。
　　如果能在没收这些“黑摩的”之后，只要其安全性能达标，将其分解拆卖或者运往郊县农村变卖，用所得款项资助这些“黑摩的”主取得合法的谋生之道。这样既能防止社会资源在销毁中产生极大浪费，也不失为治理非法运营市场的治本之道。毕竟，面对弱势社会成员的谋生渠道，纵使非法，政府部门恐怕不能以“打击”二字简单免除公共责任。
　　再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讲，让“黑摩的”司机目睹销毁现场，也不是一种明智的办法。考虑到城管与管理对象已经多次发生暴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以暴制暴”的方式强烈刺激管理对象，无异于“火上浇油”，可能引来更多的冲突。
　　如果有关方面不能实现科学管理，甚至人为地把管理对象推向冲突的临界点，那么发生社会冲突的几率就可能大大增加，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将变得荆棘丛生。
法治与和谐的主题不仅统领着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更体现在一事一情的微观处理方式  中。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向度将起到巨大的奠基作用和示范效应。而通向和谐社会的道路中，“整人”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也应当被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