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坤叔困境”重在观念突围

郝洪

只有善待、善用、善管公益团体，我们的社会管理才能发展创新，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有宽广基础

因为省委书记的批示，20多年默默致力于慈善助学的广东东莞民间团体“坤叔助学团队”终于“转正”，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字，注册入籍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成为中国民办非企业队伍中的一员。此时，距“坤叔助学团队”递交注册申请已近5年。

集合1300多名助学者，资助2600多名贫困学生，每年资助经费数百万元——“坤叔助学团队”一对一助学模式，从广东拓展到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广受赞誉。可是，寻求合法身份之路，却障碍重重：有制度困境——民间助学团体没有业务主管部门，也没有行业归属，没人管，就没法登记；还有种种顾虑——“坤叔”们希望使用的“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这个名称，呼吁大家拿出收入的千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但在管理部门看来，却担心是在硬摊派。

如今，省委书记“很为坤叔的公益团队愤愤不平”的一纸批示，化解了“坤叔困境”，然而，更多民间公益团体的身份困境该怎样化解？民间公益团体的力量如何得到进一步的认同？

中国公益慈善舞台上，民间公益团体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捐资助学、环保行动、抗震救灾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并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断成长的新兴民间公益组织是政府机构的补充，是社会管理的有力支撑，也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民间公益团体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不仅如此，从身份认定到人员、场地、管理等诸多方面，不低的门槛已将许多致力于公益的民间团体挡在门外；就算一切硬件条件具备，还有道德的苛责和质疑如影相随——一如“坤叔助学团队”，普通不过的注册名称，也会遭遇居高临下的道德追问。

无论是制度困境，还是种种猜忌，归根结底，都是观念困境。民间公益团体的高门槛背后，是对社会管理认识的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需要社会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细化，这些需求，有些要依靠政府管理完成，有些则依靠市场提供，而有一些则寄望于多样化的民间公益机构。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只有认识到民间公益团体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而做到善待、善用、善管，我们的社会管理才能发展创新，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有宽广基础。

今年7月，有关部门表示，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不必再找所谓业务主管部门挂靠。从“坤叔助学团队”的“转正”波折看来，制度藩篱虽然推倒了，但更关键是要拆除观念上的围墙，否则，在登记管理上仍然会遭遇诸如“注册名称有摊派之嫌”的泛道德化门槛，挡住民间公益机构前进的脚步。

“流动时代”怎样呵护“留守未来”

范正伟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

“村庄没有生气，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深入农村，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同时呈现了许多“空心村”的荒芜与纠结。

伴随着这样的“宏观关切”，前不久发生在湖南农村的惨剧，再一次以极端的方式，让“留守儿童”闯入我们的眼帘：一个年仅1岁8个月的留守女孩小梦与奶奶的遗体共度7日之久，才被从长沙赶回家中的父亲发现，小梦的身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点出了小梦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亲情、教育、安全，缺失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引人忧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经历了惨剧后，小梦的父亲痛定思痛：孩子好了后，一定要带在身边。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进城后的小梦能在父母奔波忙碌中得到足够的关爱吗？面对高高的户籍壁垒，又如何从稀缺的社会公共服务中分享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5800万留守儿童的背后，是超过两亿背井离乡的“流动大军”。一边是“流动”，一边是“留守”，许多时候，正是流动人群权利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种种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能否与父母共同生活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不仅是一本课本和一张书桌的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既要着眼于对单独个体的关切，更应扩展至对庞大流动人群的关怀。

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报告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折射的现状有喜有忧。但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转型与阵痛的“流动时代”，如何让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如何使留在农村的儿童避免过早被“社会性断乳”？如何避免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下一代却在留守中荒芜的发展悖论？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政府与社会支持，减少他们的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行为失范与安全隐患，实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强调的“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能否有一个稳定大后方，也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有一个可持续未来。

拿什么根治“中小企业病”

周人杰

根治“中小企业病”，要对症下药，更应完善应急状态下的金融保障，切实引导实业走向繁荣

高利贷资金断裂、温州老板跑路、台州老板自杀……近期充斥媒体的报道再度引发公众对江浙中小企业的关注：悲观者以为这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提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担忧；乐观者则认为个别企业破产倒闭是正常现象，更欲以市场之名放任其自生自灭。不同认识的背后，中小企业究竟有着怎样的尴尬？突围之路又在何方？

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无需赘言。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全局和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从宪法对非公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制度规范，到“新36条”对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保障，应该说，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经济波动阶段，一些中小企业的频频破产倒闭，除了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因素和市场经济正常的优胜劣汰，还有其他“非常”因素的存在。事实上，中小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中小企业病”。

要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一方面固然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按照中央的要求，实施差异化金融监管、机构信贷政策落实、财税支持力度加大等应急政策；同时也要认清“中小企业病”成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它不仅是老板道德病、企业经营病，更是金融信贷病、实体经济病。对此，我们除了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之外，更应着眼于长远和大局，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因此，民间借贷和官方信贷对于应急状态下的中小企业，意义不言自明。只有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纾解中小企业的种种困境。

对于民间借贷而言，应该相信市场，给予其合法的市场地位。事实也证明，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应加强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尤其在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更应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秩序整顿等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相信市场，但也不能迷信市场。在民间借贷之外，还要建立一整套应急状态下的触发机制。一旦发生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组织等便应自觉响应政府干预，按照比例、降息让利、分类发放中小企业贷款，切实落实支持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

“民营经济成就了浙江，是浙江的瑰宝，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们。”目有疾，自当医。而这种医治，不仅要给予其应急性的资金支持，更要着力约束资金流向，规避应急贷款再次流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引导中小企业走向实体繁荣的康庄大道。由此而论，根治温州企业近年来从房产到能源再到古董的炒作之风，才能矫正被扭曲了的经济结构，才能尽量减少无谓的行政干预，才能重新提振实业起家的勇气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