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所谓“全球化”，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考虑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一事实，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有助于说明“全球化”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作出审慎的选择和回答。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共产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同上书，第276、291页。）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次是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普及与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相应的科学技术要求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来，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使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胁、基因技术、“克隆人”的负效应等问题，要求全世界采取联合、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外，跨国行动主体（如联合国、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尔森所说：“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人们关于它的谈论也是分歧迭见，甚至是十分混乱的，从而问题的实质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仅仅就字面意义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应该对“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
但无论如何，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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