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战略思想。“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若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三大经济转型构成新的时代背景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了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对中国经济来说，也需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作相应变化。这种必然性不仅来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发现，而且也为中外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社会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每次制度创新也因为有悖于礼治，而被旧秩序的维护者无情地扼杀了。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改革使得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使得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济。毫无疑问，这两种变化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两种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崭新的经济基础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但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契约则由于意识形态转型和变化滞后，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运行效率的低下，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活动，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要求时，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又对盛行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相对陈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而且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
用新的增长方式界定先进生产力
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当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源泉时，就不应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不是看社会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要看该社会是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来生产各种产品。波特则从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动着手，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如：土地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劳动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知识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
因此，我们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经济时代与所面对的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人类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来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对旧的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革命性替代。因此，到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说成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内燃机和今日的计算机，工业化社会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马克思生活时代的机器大生产早已被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所取代。如果说，英国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一种由资本要素驱动、以蒸汽机（后来是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以流水线为工具体系的、通过雇佣劳动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在今天经历了新经济革命后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则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概括地讲，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生产力，即：它是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个人电脑）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
由信息技术取代机械技术（包括蒸汽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知识要素取代资本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因特网取代机器流水线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回顾一下欧洲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时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而又科学的理解。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变成了资本，这一变化使得拥有土地资源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因为土地已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而绝对地租的存在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论中作了非常详尽而又精辟的阐述。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五百多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知识作为财富和价值的主要源泉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显著地下降了。于是，资本家也会像过去的地主阶级一样，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多余的食利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下降。这就是说，当知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时，不仅会发生知识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替代，而且也会发生人力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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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发生在新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些革命性变化，那么以下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一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真理都是相对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这样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当劳动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是极其正确的；当社会生产力取得进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就不应当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二是随着资本要素被知识要素所取代，我们应当预见到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化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美国新经济产业部门的表现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被货币资本家所垄断的企业所有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拥有知识和信息知识的“知本家”（即拥有技术专利的企业创业者和拥有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所分享。如果新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求社会经济制度的非资本主义化，那么，我们就应当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决不能被资本所独占，而是应当被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分享。
三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教育部门和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部门来对待。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对现有的所有权制度加以改革，通过知识参股等方式，给予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知识创新的所有权激励。
先进文化应具有三大特征
先进文化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包括学术自由、科学精神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在内的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化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发展是通过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来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算是先进文化呢？对此，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界定：
第一，任何时代的先进文化都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不开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产生，于是便有了自由企业、自由劳动、自由交换。
最初的资本主义是混乱的和贪婪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缺乏理性有关。面对这种状况，欧洲的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呼吁社会理性，从而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就在于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主动地调整文化意识形态，或者在预见到社会经济基础的未来发展趋向后，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创新来推动经济基础朝着这一方向演进。
第二，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来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扬弃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全面梳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借助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建立起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具有兼容性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特征。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发挥其文化的兼容性而取得了对其他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兼容性使得它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甚至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前提是只要后者愿意妥协。特别是当共产主义思潮与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又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主义思潮，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意识形态约束，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又恰好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兼容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能力。
第三，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内生发展机制。
除了外部交流与兼容其他文化的精华，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内生的发展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学术自由、科学精神、知识产权。
没有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同样，假如没有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全面和深刻。可以说，没有学术自由这个先进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内生机制，本来是先进的文化也会变得落后与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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